有关非洲的话题再一次吸引了中国人的眼球。

9月3日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式开幕。峰会上，中方提出，愿以政府援助、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，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。而在此前的2015年，中国承诺提供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，都已兑现或作出安排。

非洲，一方面是贫穷地区的代表，经济落后，卫生堪忧；另一方面，高速的经济发展，“淘金者”一夜暴富的故事，也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它的认知。

“到非洲去”，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；做志愿者、打工、投资，非洲成了很多人发展的新领域。而随着中非合作的加强，在非洲投资的中国商人，也更加敏锐地感受着非洲的变化，以及中非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。

“非洲没有天花板，

就看你有没有本事”

刘长安（47岁/尼日利亚/服务业）

我去非洲之前在国有企业上班，整天开会、吃饭、喝茶。2000年，（有一次）上北京开会，能源部有一个人问我去不去非洲。

我说，“只要有的干就去。”我当时什么都不懂，国际机票也没见过。结果人家就把机票给寄来了，就糊里糊涂地去了，一待就是18年多。

那是一个香港的公司，需要一个在办公室做船务的，英语好就行。那个年代的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人，总带着点别扭，干了四年就自己创业了。

刚开始做（生意），仓库不足，货物积压之后就开始追着非洲人（买），他付30%或者一半的钱，我就把货给他。结果（货）只要出去了，（钱）再也要不回来了。上过一次当，（才知道）原来生意是这样的。

非洲和咱们文化不一样。咱们是农耕文化，中国人讲究多劳多得，春种秋收；非洲是狩猎文化，每一个来的都是猎物，逮着哪个是哪个。他会设定一个“圈套”、“陷阱”，谁进来了就成了他的猎物。我们其实在他们眼里都是猎物。

大概十年之内，我们被折腾了好几次，赚几年的钱一下子就骗光了。当地的风险也太大，搞工业园，免税，我们做物流，货就进去了，他们变来变去的，发现货太多了就不给你免税了。我们的货一下子就压在里面了。

这些被折腾的经验我得让中国人知道，就开始搞贸易投资服务中心、报纸，建立各种平台，让中国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起来，了解尼日利亚。

刘长安在南非开的超市，名字为“华非超市”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现在中国人去做贸易的少了，投资做工厂的越来越多。早年做贸易太容易赚钱。

我当年打工那个香港老板是李鸿章的后代，国民党的高级军官，上世纪50年代去的非洲。那个年代非洲什么厂都没有，他们去了之后就搞纺织厂，他说印布就像印美金一样。后来他做布匹发财之后开钢铁厂，说拉钢筋就像拉金条一样，美金多得自己都害怕。那个时候还不能汇款，每个星期有人拎着手提箱，带着美金的现金去香港，他赚钱赚得自己都害怕。

出国之前我工资七八百，到非洲他给我们十倍的工资，当时觉得还是很可观的。当年就是遍地黄金的概念，谁去谁发财，一只鞋子都能卖出去——比如你发去的鞋子，两只是同一只脚，照样卖。船还没到港口，非洲人就到你家里等着（提单）。

2006年我自己开始做发电机贸易，干了两年我们就开厂了。

那时候没有中国人开工厂，我们一开就赚钱了。后来投资了大概3000万，自己做了一个矿山，大概半年不到，弄起来之后，一个月赚2000多万。这个暴利程度不可想象，没想到投资这么点钱，后面就像捡（钱）一样。

非洲当年就是这样，但现在除非你投资更大。有人开陶瓷厂，投资一个亿，一年就回来一个多亿。

非洲没有天花板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。我们山东商会有几个人，在中国不行，到那边没有几年就成为了亿万富翁，他自己都觉得很惊讶。

“你没有看到这个国家

正在发生变化吗”

缪燕容 （37岁/赞比亚/房地产）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广东梅州当了一年英语老师。

2003年暑假，我到广州一家外贸公司打暑假工，兼职翻译，接待来华进口建材的非洲商人。

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，9月份开学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再回学校任教，而是进入了对非贸易的行业。我是国内较早一批直接对非贸易的人之一，算是赶上了中非贸易的黄金十年。

此后的十年是中国对非贸易快速发展的十年。非洲对建材的进口需求量非常大。比如安哥拉，刚开始长达二十多年内战后的战后重建，需要大量建材。买水泥都是买期货，买一卡车水泥，100包，你要先全款交钱，半个月之后才能到仓库提货。

2014年，我萌生了到非洲投资的想法，想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生产儿童纸尿布的工厂。

前期的市场调查，我发现当地甚至连原材料进口的具体关税标准都没有。按照海关提供的数据，成品进口关税只有百分之三十几，原材料进口的关税反而高达70%。

海关官员称，没有相关法律，也没有先例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定税。不过，具体的税率可以商谈。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参考，我怎么敢贸然投资呢？这个投资项目就这样搁浅了。

缪燕容在客户的大理石加工厂内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赞比亚是我现在最主要的投资国家，从2009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去一两趟。但直到2015年，我都觉得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太大变化。每次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一个样子，缺乏生气，死气沉沉的。

我的一个客户是那里最大的建材进口商，作为一个在赞比亚经商的外国人，他一直租房住，仓库和商铺都是从当地人手中租来的。我问他，你已经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自己买地建房呢？他说，“我反正是要回自己国家的，干嘛要在这里买房？”

2015年，他在赞比亚买了房，买地建起了仓库，一副准备在当地安家乐业的架势。

我又问他，你不是准备回自己的国家吗？

他提醒我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吗？

我留意了一下，感觉到这个国家确实不一样了。到处都在大兴土木，建高楼大厦。以前很多年整个首都只有两三家商场，一下子增加到了五六家。

那就证明人的消费观念已经养成了，商人的投资意愿也跟着起来了。

赞比亚现任的几位部长也是我们服务的客户，他们在当地投资了土地和房地产。他们给到我的信息是，经济正在变好，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，建议我做土地储备。

我想，这些人都是这个国家最精英的人，他们都敢投入的领域，我跟投肯定不会有问题。我们“80后”没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土地红利，能赶上非洲的高速发展时期也不错。

我的一位肯尼亚客户2015年花两百多万美金购入了一块地，一年半后，有人愿出2000多万美金购买。17个月，翻了11倍。这种事情只可能在非洲这片神奇的土地才会发生。在中国已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所有的客户都跟我讲，“你来非洲投土地，不用考虑那么多。你买了放在那里，然后忘掉（you just buy it and forget it），三五年之后就会有很大的惊喜。”

缪燕容和赞比亚的工贸部长在卢萨卡的中国餐厅吃饭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其中一个部长推荐我投资了几块距离机场十几公里远的地；另外一位部长推荐我买了几块高端住宅用地，就在两任前总统官邸的旁边，周边现在已经在开发高档住宅。

投资非洲，对于重资产投资的工业投资，我还是比较谨慎的。投资几千万的设备过去，如果失败，机器的处理会非常麻烦，一堆机器就成了废铜烂铁，拉回中国还得给关税。

做土地储备和投资房地产比较稳妥。我选择投资的国家也都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，跟中国也是老铁关系，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

“中国还是有好东西的”

陈夏岚（80后/西非/建材贸易）

2002年，我机缘巧合遇到一个做中非贸易的翻译，老板是几内亚人。我去做了他的助手，踏上了中非贸易这条路。

之后因为各种情况，这个企业倒闭了。我也逐渐开始自己创业，主要还是一些批发商客户，做那些手提袋、鞋子、服装这样的客户为主。

2008年，我第一次准备从法国去塞内加尔时，法国客户恐吓我，一个女孩子去非洲可能给人家吃掉了。我当时还没结婚，也挺害怕的，就没有去。

2009年，我还是想去看一下，那帮法国朋友还是说同样的话。我也非常犹豫，准备改成去意大利。他们又说罗马有很多小偷。“我去哪里，你都觉得危险，我还是去一趟非洲吧”，于是，我买了机票就去了塞内加尔。

我在那边做了一些市场调查，也看了一些客户的工地。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，房地产未来一定会兴起，建材的采购量很大。我当时就比较看好建材行业，想着重在这个行业里面扎根。

跟他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发现非洲人很爱干净。

打个比方，像一些民工，虽然说他们干的都是苦力活，做完工作满身都很脏，但是他们会很注重仪式感。白天工作再累，回去之前他一定会先梳洗一番，然后干干净净的跟家人一起，吃非常简单的便餐。

另外有一些家庭虽然很穷，家里非常简陋，但是你会发觉，他们家的客厅尽可能装饰得很好，一尘不染。很多非洲人家里会有两个厨房，一个叫做非洲厨房，一个叫做欧洲厨房。欧洲厨房主要是给客人看的，在那里加加热，做杯咖啡，用餐的时候给大家分餐；非洲厨房主要是用来煮饭的。但实际上即便是非洲厨房也还是很干净的，不会出现瓶瓶罐罐很油腻这种情况。

2016年，我们在塞内加尔注册了公司，去年就开始运营了。

我们现在是喀麦隆一家集团在国内的总代理，负责他在中国所有的采购。这两年，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，其他生意也涉及到非洲很多国家。

我愿意跟非洲人打交道。我们的客户是这些国家中相对有钱的一部分人，非富即贵，白领以上的，比如说联合国官员，银行高管，还有石油行业里各个非洲国家的高管。他们本身都是非洲人，也都比较淳朴，不会有很多的各种猜忌。而且大部分还是比较讲信用，他会非常相信我们，我也会尽量去做好自己的一些本职工作，或是提供好的服务。有时候那些客户来中国，会带着现金过来，那他真的会把所有钱都给你，自己身上一分钱都不留。有些甚至连我的中文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相信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就对这个人全盘托付。

现在去那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，一些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，很多都是我们的国企、央企，跟政府部门、国家的“一带一路”的项目。

中国人在非洲经商还是比较有优势的，我们把国内存货发过去，在当地按照正常的价格去卖，就能获得可观的利润。

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工人，主要在中国投资的房地产等项目工作。（网络图）

但是现在每一个行业兴起，基本上一年以内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做，追求暴利已经很难了。除非是相对高科技的东西，或者是市场上没什么人做的，竞争相对小一些。

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因为觉得中国的产品比较便宜去采购的，但实际上你在跟很多相对中高端的客户去沟通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对中国的产品是非常没有信心的。

科特迪瓦是非常亲法国的，他们很多高官都不愿意来中国采购，因为他们认为买便宜的东西到中国去，但是买好的东西一定要去欧洲。包括我们在做铝合金产品的时候，客户经常会跟我讲说，你这个产品是不是用着用着会掉下来？我说你可以来中国看一看，我们中国这种几十层的楼，全都是中国制造的。这些大厦有些已经二三十年了，还这么好。如果我们中国能用，你们为什么不能用呢？

现在，我们很多客户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身边的朋友，其实中国是有好东西的。

“一年不到，就做了他们的老板”

苏志伟（53岁/南非/农业）

我半路出来到南非做农业，至今已经八年了。

1992年，我从广东政府部门辞职，和很多人一起到非洲，看看有什么好做的。

当时，政府部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外出创业人员可以停薪留职。很多朋友都出去了，我也拎着一个行李箱就出来了。

到非洲之前，我一直觉得非洲比较落后。担心被蚊子咬了之后中毒死亡，行李箱里装好了驱蚊水和蚊帐。我想象着要给非洲人打工了，做好了要吃苦的打算。结果一年不到，就做了他们的老板。

到南非的第一个星期，我们就到处玩，观光，其实也是为了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。我们特别向往早来的中国人，一个礼拜就干一天活，6天去玩，一天的收入可以用作几个月的生活费。

后来我们把整个南非走遍了，南非的邻国也都走遍了，就选定做什么东西，选地方。当时南非包括周边的非洲国家治安非常好。但是市场还是集中在南非约翰内兹堡。我们就定下来，摸摸口袋还有几千块美金，我们就跑到偏僻的地区的服装厂拿货，做小商品批发。

约翰内兹堡去开普敦是最远的，1600公里，我们也去。那个时候，南非对鲍鱼龙虾没规定的，十几兰特一公斤，随便吃，现在不行了。

2000年开始，我开始在当地经营服装厂，员工达到400多人，劳务纠纷也随之越来越严重。五个工人就能组成一个工会，罢工要求涨薪，谁不参加罢工就要遭到他们殴打。罢工导致无法按时交货，工厂损失严重。

2010年，我就开始种水稻，工厂有50多个中国员工，主要是想种水稻自己吃。

后来留意到，由于水稻种植文化和技术的缺乏，南非本地没人种植水稻，他们每年要进口300多万吨大米。

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商机。2012年，我就关闭了服装厂，把精力转到了水稻种植上。用旱地灌水种水稻，产量高，市场销售比较好。

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指导农业生产。（网络图）

本地政府有一种叫合作社的那种性质，由政府出地、出钱，解决就业。他们缺项目，我们就参加帮助他们。现在有这么一个空间开辟出来，南非有九个省，有400多个地方政府，他们都愿意搞，所以现在比较缺资金，缺人才。

农业就不存在工会罢工的麻烦了。我们按工资付，农民罢工就请别人，毕竟技术要求比较低。

南非人不是很勤快，那是个非常贫穷而且非常喜欢享受的民族。没有发工资前就问老板借好钱花光了，等发工资的时候就没有钱了，提前消费。